2004年11月9日,作家张纯如完毕了自己的生命。她才华横溢,因《南京浩劫:二战中被忘记的大屠杀》一书声名鹊起,以“一个人的力气”极大地推动了全国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却在36岁时受困于抑郁症而挑选轻生,令人扼腕。
斯人远去二十载,汹涌新闻·私家前史聘请张纯如的故交、母亲,编撰文章、口述前史,留念她离世20周年。
张纯如,这位无法忘却前史的女子,不该被前史忘却。
兰迪·霍普金斯(Randy Hopkins)是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前史系参谋、律师。2016年,他将对刊物《日本回声》的研讨编撰成一篇46页的论文——《南京回声:〈南京浩劫〉争辩中的虚拟、成见与暗地推手》(以下简称“《南京回声》”),论文指出日本外务省是大部分对张纯如“大批判”的暗地推手,赞助并推动了长年累月的抹黑、美化张纯如及其著作的“公关”活动。该文的首要内容于2017年宣布在《亚洲时报》上,中文版首刊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讨》2023年第四期(孙远帆、程以克翻译,杨夏鸣校译),汹涌新闻·私家前史以《抹黑张纯如〈南京浩劫〉:日本外务省为期十年的“公关”活动》为题进行转载(2024年3月30日),引起读者广泛重视。
下文是兰迪·霍普金斯与张纯如母亲张盈盈关于《南京回声》的进一步讨论。
兰迪·霍普金斯
张盈盈:2016年,我收到了您的论文《南京回声》,一篇40多页的文章。令我形象深化的是,该论文十分令人信服地辩驳了几位前史学家对张纯如《南京浩劫》的不公平批判。2017年,论文首要内容宣布在《亚洲时报》上。现在,阅览您的全文,我自己以为这篇论文关于揭开这个问题的面纱和纠正对张纯如的书的批判依然具有相关性和价值。您能告知咱们促进您在2016年写这篇文章的首要原因是什么吗?
兰迪·霍普金斯:这件事的开端是十分偶尔的。在遭到波特兰州立大学东亚前史课的启示之前,我从未写过前史论文。其时,关于我国和日本的前史,我知道一件事,而其别人都不知道,即《日本回声》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篇文章是代写的。当我开端研讨《日本回声》时,就像拉扯毛衣上的一根松线相同——一个更大的故事打开了。
张盈盈:您的意思是你开端研讨的原因是您在《日本回声》上发现了一篇代写的文章。您说到的那篇代写的文章是《唤醒旧伤》吗?
兰迪·霍普金斯:是的,是《唤醒旧伤》。几年前,当我正在阅览库克斯(Alvin Coox)的全部著作时,我读过《日本回声》这本杂志,这是很可贵的。当然,我早在几年前就读过张纯如的书,就在它出书后不久,但我开端对《日本回声》的爱好仅仅库克斯而不是南京自身。因为我对库克斯的写作十分了解,所以我很快意识到它是代写的。直到2016年我遭到启示开端写作之前,我从未想过要用这些常识做任何工作。全部都从那时开端打开。
张盈盈:您在论文中具体写了傅佛果(Joshua Fogel)怎么进犯张纯如的《南京浩劫》一书,并一对一地辩驳了他的说法。您能描绘一下当您第一次读到傅佛果关于张纯如的书的论文时的感触吗?
兰迪·霍普金斯:我感到轰动,不仅仅傅佛果,还有参加进犯张纯如和她的书的其他前史学家。他们都是技艺高超的专业前史学家。我对他们的其他学术著作没有批判,但他们抛弃了专业精神,采取了反张纯如的议程。在此过程中,他们创作了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著作,或许是他们仅有真实糟糕的著作。
张盈盈:在翻译您的文章时,译者也做了一些研讨。他们很难取得库克斯的《虎年》这本书。仅仅想知道您是否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正如您在论文中所说,对他们来说也是如此:《日本回声》上的文章《唤醒旧伤》好像不是库克斯写的。您能否对此宣布谈论?
兰迪·霍普金斯:我在波特兰经过图书馆馆际互借取得了《虎年》。我简直现已阅览了库克斯写的全部文章的内容。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军事前史学家,我喜爱他的著作。这便是为什么我知道库克斯不或许写出在他逝世后出书的残次《唤醒旧伤》。我引用了《虎年》中的一句话来完毕我的文章,它反映了日本戎行在占据南京之后的窘境。他们所想、所期望的巨大而终究的成功,只不过是又一步踏入了无底的深渊。他们不得不持续堕入灾祸。
《南京浩劫:二战中被忘记的大屠杀》
张盈盈:从你的文章来看,您必定花了许多时刻来查询对张纯如书中的不公平指控。请告知咱们您在这个问题的研讨上做了多少极力?
兰迪·霍普金斯:我是一名退休的法庭辩护律师,所以我知道具体研讨的重要性。每一次依据的发现都会导致另一条研讨路途。我时断时续地为此工作了一年多。对我来说,可以为我所说的全部供给权威性的依据十分重要。这便是为什么有这么多注释。
张盈盈:在文章中,咱们可以看到您在这个问题的争辩中极力坚持中立态度;咱们敬佩您能控制住自己的心情并给出公平且合乎逻辑的谈论。对吗?
兰迪·霍普金斯:是的,我极力坚持客观。我面前有傅佛果的比如,阐明当学者将自己交给政治“议程”时会产生什么。我还信任,假如咱们能发现到本相,它不只比小说更古怪,并且比小说更好,更戏剧化,更凄惨,有时也更风趣。
张盈盈:因为这篇文章是几年前写的,请现在宣布您的谈论。您以为日本在处理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态度是否有所改动?
兰迪·霍普金斯:就日本而言,我注意到的一个改动是,交际部将本来的《日本回声》网站从互联网上撤下了,这使得人们很难像我相同可以追寻它的痕迹。在交际部抛弃运用《日本回声》的标题并抛弃与该标题的联络后,有一个名为《日本回声》的新网站,但它与日本外务省没有联络。据我了解,新版别的《日本回声》是由私家基金会支撑的。我以为新的《日本回声》没有重视过张纯如和南京的工作。
张盈盈:传闻您想在美国大学的学术前史期刊上宣布这篇文章遇到了一些困难。您乐意与咱们和读者共享这段阅历吗?
兰迪·霍普金斯:没有人乐意宣布它。我对此没有介怀。大多数美国学术期刊都会寻觅大学教授编撰的论文。我是谁?我很快乐《亚洲时报》发布了我这篇文章的短版别,现在它仍在网络上。假如我今天能再做一次,我想会有更多的出书时机。我鼓舞其他作家在遭到回绝时不要失望。
张盈盈:或许正如你所说,原因之一是这些期刊只宣布大学教授的文章。但据我所知,日本政府和企业向北美学术组织花费了很多资金或“赠款”。据消息灵通人士泄漏,日本政府每年在“公共关系”上花费5亿美元。日本企业以“研讨补助金”的方法赞助美国大学或学术组织的东亚研讨,这是众所周知的。各学术组织的东亚教授得到了这些支撑,就不敢批判日本了。这是为什么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60年里,直到张纯如才出书一本具体描绘这个暴行的书。最近,一位哈佛大学教授(三菱讲座教授)宣称“慰安妇”是有薪水并自愿卖淫的!这种说法(在一篇提交的研讨论文)在全国际引起了轰动!你的文章《南京回声》写得很好,研讨得很透彻,不能在美国大学的学术杂志宣布,我并不感到惊奇,这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议程!无论怎么,我很快乐您的这篇《南京回声》的摘要能宣布在《亚洲时报》上。
兰迪·霍普金斯:我坚信日本政府在美国学术界投入了很多资金来影响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特别是常春藤盟校的学者。我不了解您说的哈佛大学教授的工作,但2016年2月16日,日本驻波特兰总领事在波特兰州立大学宣布讲演时供认,“慰安妇”问题触及“性役使”。我在那里。这是日本政府的另一项改动,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后来又改动了主见。
张盈盈:张纯如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前史学家,她是一名查询记者。虽然如此,她仍是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前史工作进行了深化的研讨,她的著作《南京浩劫》得以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风趣的是,你是一名律师,也不是专业前史学家。您对这个问题做了详尽的研讨,用了数百个注释(就像张纯如在她的书中所做的那样),标明非专业人士依然可以像专业前史学家相同对前史进行深化研讨,乃至更好。前史学家没有理由依据研讨人员是否来自哪个范畴来批判他的著作。最重要的是看终究的研讨成果!
兰迪·霍普金斯:我完全同意,并鼓舞其他非学术前史学家从张纯如的比如中得到启示。在某些方面,像张纯如这样的非学者可以比“学院”里的人做得更好,因为他们不受学术政治的约束。一位与受人敬重的傅佛果及其盟友比赛的大学教授或许会面对负面反响(或许因为他的政治崇奉不同),像张纯如这样的非学术前史学家可以更自由地寻求和提醒本相,不受此类忧虑的阻止。在我看来,这便是纯如崇奉“一个人的力气”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张盈盈:您写道,《日本回声》的一个首要意图便是抹黑《南京浩劫》一书乃至美化张纯如,您以为这些极力成功了吗?
兰迪·霍普金斯:一部分。我举瑞纳·米特(Rana Mitter)为例,他曾经在牛津大学,现在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米特开端表明张纯如的书“有力气、令人不安且重要”,是“极端严厉的著作”。这是精装版《南京浩劫》一书他的引荐词。2013年,米特出书他的新书,书名颇具挖苦意味——《被忘记的盟友》(Forgotten Ally),张纯如和她的书简直被米待忽视了。相反的,米特两次称,傅佛果(Joshua Fogel)等作家现已为南京大屠杀确立了“前史上有用的争辩参数”。这种“象牙塔”式的宣言,企图约束争辩或将像张纯如这样的前史学者踢出去的做法给人留下不良的形象。没有人可以独占本相。米特将曾进行过如此多人身进犯的傅佛果提升为前史界的守门人,这一点特别令我轰动。
张盈盈:在您看来,为什么诋毁取得了一些成功?
兰迪·霍普金斯:我坚信纯如书中的“细小过错”产生了影响。我所说的“微过错”是指过错但无关紧要的现实。许多反张纯如的作家以此为托言,否定了她的整本书。我还置疑傅佛果在《使状况复杂化》一书中暗示纯如在她的《南京浩劫》的标题中运用“Holocaust”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犹太大屠杀受害者的凌辱,这现已产生了影响。学术界没有人乐意与反犹太主义联络在一起。但是,正如我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许多其他前史学家在编撰有关南京的文章时也运用过这个词,而张纯如自己也在美国大屠杀留念馆遭到了赞誉。
张盈盈:现实上,纯如曾受邀到美国大屠杀留念馆就南京大屠杀进行两次讲演。整整500个座位的礼堂挤满了人,我也在场。讲演完毕后,听众屡次起立拍手。我不同意运用“Holocaust”一词与凌辱犹太受害者或与反犹太主义有关。洛杉矶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全球犹太人权中心)的主持人亚伯拉罕·库珀(Rabbi Abraham Cooper)直言不讳地支撑纯如并给了她巨大的鼓舞。纯如在世时,她和她的出书社修改苏珊·拉宾纳(Susan Rabiner,她自己便是犹太人)辩驳了傅佛果的说法,即“Holocaust”只能用于纳粹虐待犹太人。不幸的是,傅佛果在纯如的《南京浩劫》一书顶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找它的过错。
你的文章《南京回声》写于2017年,从那以后你都做了什么工作来打发时刻?
兰迪·霍普金斯:当我完结《南京回声》时,我被前史研讨和写作所鼓舞,冒着”自诩”的嫌疑,我以为我有一个本事便是找到其别人不易发现的前史依据,这是一种专业本质。我把注意力转向了我的家园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Tulsa,Oklahoma)。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就开端研讨其时被称为1921年塔尔萨种族暴乱的工作(Tulsa race massacre)。我这样做仅仅出于个人好奇心,想了解那里产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以为我对塔尔萨暴行的爱好使我乐意评价南京暴行。自2017年以来,我编撰了许多关于1913-1923年左右塔尔萨和俄克拉荷马州前史的文章,还制作了一部完好的纪录片,叙述塔尔萨市表面上为寻觅现在所谓的塔尔萨种族大屠杀中被掩埋的受害者所做的极力。这部纪录片名为Oaklawn,可在YouTube上免费观看。我的塔尔萨论文可在https://www.centerforpublicsecrets.org/library/categories/randy-hopkins获取。
张盈盈:从您编撰张纯如和她的书《南京浩劫》的阅历中,您还有什么想弥补的吗?
兰迪·霍普金斯:有的。我以为纯如在对前史的成果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她对“一个人的力气”的重视——一个人改动国际的力气。这种“力气”逾越了任何特定的前史工作,是对国际各地、悠远未来的全部人的鼓舞。在此时此地,当如此多的人遭到强壮组织围困时,这一点特别重要。我要传达的信息是“振作起来”并“开端极力”做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工作。
兰迪·霍普金斯、张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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